输出国视角下的能源安全

文/张卫华

近期油价下跌过程中欧佩克的无力感,是能源输出国安全的一个最佳写照。

100多年前,身为英国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在阐述如何确保英国战舰的石油供应时,道出了迄今依然适用的能源安全观:“石油供应安全的关键在于多元化,且仅在于多元化。”丘吉尔只揭示了硬币的一面,即能源需求方的能源安全。硬币的另一面、长期以来并未引起足够关注的是,能源输出国的安全。

在乌克兰危机日趋升级、俄正经历美欧严峻制裁的关头,普京借“亚信峰会”之机,与中国敲定总额达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大单——中俄天然气谈判久拖未决,俄此举被舆论广泛解读为是其在欧洲市场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寻求能源市场多元化的重要努力。俄油气产量分别占到全球产量的13%和20%左右,作为全球能源输出国中最为全面的玩家尚且如此,遑论诸多资源单一的能源输出国。近期原油价格大幅下挫,沙特等传统输出国降价确保市场份额的做法,也凸显了能源输出国的安全。

从资源民族主义到能源输出国的联合

能源出口国的安全,并非全新议题。中东从发现大规模油藏至今,就是一个资源国与跨国石油巨头们不断博弈的过程。这一过程,从最初的资源国因为发展程度、区域历史等原因而处于弱势地位,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在全球风起云涌,石油资源国有化运动在拉美地区的产油国率先拉开帷幕——这种国有化运动通常以政府强行在本国经营的国际石油公司的资产收归国有为手段,以石油生产、加工和贸易等产业链整体国有化为最终结果。

二战后,这一席浪潮也席卷资源更加丰富的中东地区,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沙特等国际石油重镇均通过不断提高油价分成比例、取消或修改石油租让制度,逐步增强本国在石油开采中的利益分成和话语权,或直接将石油资源国有化。

1960年9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成立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尽管欧佩克成立之初并未引起多少关注,但其成立意味着石油输出国从最初自发的、单一的自我保护,朝着有意识、有组织的利益诉求迈进,并于1973年达到高峰——欧佩克通过石油禁运引发了第一次国际石油危机。

在欧佩克之外,还有一系列以保护能源输出国利益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包括独立石油输出国集团、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等。随着天然气在全球能源贸易中的份额日趋增长,以及天然气在未来能源结构中的地位日趋提升,在伊朗、俄罗斯等国的推动下,一个类似欧佩克的天然气输出国组织雏形正逐渐浮出水面。

从资源民族主义,到各类能源输出国组织,这是能源输出国出自本能的利益和安全诉求,其本质与输入国的能源安全诉求并无二致。但能源输出国安全,一直以来却未能作为能源安全的一个研究分支独立提出,而更多是作为能源安全研究的一个附属课题,一笔带过。随着全球能源输入国和输出国的相互依存度日趋提升,单纯强调输入国的供应安全,缺乏对能源输出国安全的合理关照,对全球能源市场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

正在改变的能源权力版图

能源输入国面临的每一个变化,同样深刻影响着输出国,只是其作用的方向或许恰恰相反——目前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的市场结构的变化、供应格局的巨大调整、低碳环保的要求,正在重构全球能源权力版图。能源输出国在其中的角色,正发生着重大调整和挑战。

其一是市场转轨。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研究,G20生产了全球73%的能源,消耗达83%,但其内部的能源禀赋和能源需求存在重大反差。以日本和土耳其为例,其能源对外依存度分别为88%和71%,欧盟尾随其后达到51%,印度在不考虑薪柴炊事用能之外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达到28%,美国则是18.5%,中国迄今为止能源整体对外依存度约11%。但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整体用能需求正呈下降趋势,而中、印等新兴经济体则呈快速上涨态势。IEA预计,全球每天的原油需求将从2004年的8200万桶上升至2030年的1.4亿桶。其中,增量部分仅25%来自发达经济体,由于贸易发展、住宅和汽车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原油需求将增长3倍。

BP《世界能源展望2030》也给出了同样的预测。BP认为,到2030年OECD国家的能源需求已趋于稳定,即便考虑GDP增速放缓和能源强度降低等因素,全球煤炭消费净增长将全部来自中印;在全球新增能源消费中,中国的石油和煤炭的消费量分别占世界消费增量的77.3%和71.7%。全球94%的石油需求净增长、30%的天然气需求净增长,以及48%的非化石燃料需求净增长将来自中印。

这一变化,意味着原有的由发达经济体建构、重点服务于他们、并主要由美国监护的国际能源体系将面临着重大调整;对于能源输出国来说,其面对的市场、贸易流向、价格承受能力、市场成熟度、能源需求结构等均在变化之中。鉴于能源的战略属性,新旧体系之间的转换意味着地缘政治角力和大国关系的调整。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危机、欧佩克地位弱化,都是转轨期给能源输出国带来的阵痛及地缘政治的影响。

其二是“非常规”的挑战。近年来,随着勘探、开采技术创新不断取得突破,加之原油价格高位运行,原本技术上开发难度大、储存收集难、经济性差的非常规油气,如今成为油气开发领域的重要亮点。最为集中的体现是美国页岩气革命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的颠覆性影响。美国2009年一举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天然气最大生产国,2013年产量达到6800多亿立方米,其中页岩气占到近1/3;在致密油的推动下,2013年美国的石油产量增加110多万桶/日,产量突破746万桶/日,创1986年以来新高。此外,加拿大的油砂、巴西的深海石油等方面有重大成果。原本目标市场锁定美国的卡塔尔LNG只能转向东亚和欧洲,而加拿大也面临着寻找美国之外市场的挑战。

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长的时间维度来分析非常规油气领域取得的成功对传统能源输出国的影响。首先,“非常规”已经取得的成果,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无疑会侵蚀传统能源输出国的市场。其次,“非常规”持续成功将会改变全球能源生产的重心,由生产传统能源的中东,向富产“非常规”的美洲转移,意味着传统能源输出国话语权的削弱和地位的相对下降。最后,“非常规”将带来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传统能源输出国受限于资源禀赋和原有的路径依赖,其调整的空间和灵活性较为局限。

其三是全球能源低碳环保的新要求。根据IEA预测,在各国政府采取一定措施的情况下,2035年,全球化石能源仍将占据能源消费总量的75%以上,化石能源占主导地位的格局短期内将不会有本质变化。但石油、煤炭等高碳、高污染的能源黄金时代无疑已经终结,世界能源将迎来天然气的黄金时代,可再生能源也将迎来发展的春天。

与石油已经形成了全球统一市场不同,目前国际天然气市场相对分割,价差巨大。而中、印等新兴经济体对天然气有着巨大的“胃口”。尽管全球天然气市场一体化尚需时日,但这一进程无疑正在加快,巨大的价差、巨大的市场规模和众多的天然气输出国参与市场竞争,由此带来的传统能源输出国、天然气输出国之间的利益再平衡和权力的此消彼长。而主要依靠输出石油的传统能源输出国无疑面临重大挑战。欧佩克在近期油价下行过程中的无力感就是明证,其主要依靠配额制来调节市场的机制,无疑需要做出调整。

传统能源输出国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则来自可再生能源领域。除水电受各国资源禀赋决定外,风能、太阳能、核电、生物质能等方面,主要玩家几乎均非传统能源输出国,他们更多是作为买方进入这个市场。这种能源权力版图的调整,使得更多的挑战摆在了传统能源输出国的面前。

其四是输出国内部的挑战。几乎所有能源出口国都面临着同一个内部问题便是“资源诅咒”——能源输出国先天的资源优势,导致其后天的严重不足。几乎所有能源输出国的国内经济严重依赖能源出口。俄罗斯70%的预算来自油气出口,沙特的这一比例是92%,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收入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5%、国家财政收入的70%……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分析,中东多数产油国只有在油价高于90美元/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预算平衡。能源输出国如何走出资源诅咒,既是一个事关全球能源安全的问题,更是一个能源输出国安全的问题。

此外,20世纪的全球能源安全框架是以石油为基础的,而21世纪的能源安全则将是以电力为主的全面能源安全。以电力为基础的能源安全框架可以超越传统石油天然气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对立,因为油气出口国也面临着国内电力供应安全的问题。全球能源新的安全框架,让能源输出国的安全面临一个全新的形势。

中国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60%,天然气也已经达到30%。能源安全可谓是政界、商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于能源输出国面临的形势分析,对我们的启发是:一要拥抱国际能源市场。现有国际能源市场运行规则暂时不太可能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离开这一体系,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二是中国要发挥足够的领导力。将能源安全简单地与地缘政治和大国政治划等号失之狭隘,但将能源安全完全看成纯粹的市场行为则失之天真。中国应该在新一轮全球能源权力版图调整之际,主动填补可能出现的真空地带,要以更加务实、合作、共赢而非零和的心态,来处理周边面临的一些新情况。最后,加快推进国内能源体制机制的改革。国家在能源领域已经提出了“四大革命、一大合作”等五项要求,关键是如何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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