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下,澳洲应克服对中国投资的恐惧

随着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参与从完全控制过渡到经济指导,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不断加深。因此,就购买澳洲资产而言,该类企业受到的待遇应与其他外国投资方相同。

最近,澳联邦财政部长Scott Morrison宣布,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联邦政府将禁止中国国家电网(中国一家国有企业)与长江基建(香港一家私有企业)竞标位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的电力分销商Ausgrid (澳洲电网)50.4%的控股权。

通常而言,外方对中方投资的顾虑集中在政府参与以及连带的非商业性目的,而中国政府确实可通过间接政策措施或直接向国有企业出资,对本国市场和经济施加巨大的影响。

但是,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是发展型国家,而非所谓的掠夺性国家。中国已经对境外投资规定作出修订,通过设立严格审批与外汇分配机制,从限制和监管为主转为以备案为主,以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

中国政府通过提供常规指导、政府服务与财务激励等方式,将企业的商业决定与国家战略规划挂钩。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战略意在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众多国家建立经济合作与贸易联系。

中国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对内部治理与高管团队进行改制,包括任命外部独立董事或外方高管。其中,许多企业已采取措施引入混合及私人所有制方式提高管理自主性。

研究数据表明,截至2013年止,52%以上的中央企业已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举例来说,中国最大的石油生产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独家发起的上市企业,目前在上海、香港和纽约股票交易市场公开上市。

中国政府在对外投资中扮演的角色在出资人(希望对最安全也最有利可图的境外资产进行投资)和经济协调员(投资仅仅是升级所在国产业基础设施的工具)之间互相转换。

中国在澳洲投资的多变性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一直是外商投资目的国之一,而相对来说,作为对外投资国参与全球经济发展也是近年才发生的事情。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迎来巨幅增长。近年来,虽然全球遭遇经济危机,但是中国经济却一直保持着向上的增长势头。

各个不同时期,中国海外投资的驱动因素、动机和最终模式各有不同。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领域,经政府直接发起,以补充国内紧缺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给。

之后几年里,尤其是面对国内日益增长的劳动力成本和市场竞争,中国开始逐渐投资于海外制造业,国内企业逐渐转向同为发展中国家的邻国,探究降低生产成本的商业机会与潜力市场。中国投资者的部分意图是通过打入国外市场,收购高价值品牌资产、先进技术与其他无形权益,赶追全球领先企业。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开始拓展到服务业(例如:商业服务、采掘服务、物流和公用基础设施),这说明中国投资者正努力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竞争环境公平性评估

学术研究中,对西方经济体需要采取外资监管(经常特指中国)以确保国家安全的观念存在争议。

发达经济体的现有外资监管规定已足以维护国家利益。Ausgrid的出售应该完全依据现有外资监管规定予以评估,而不是由财政部长针对个案做出决定。

国有企业应披露资产销售项目的详细信息,除财务明细外,还应披露就资产所有权与其运作所达成的关键合同约定条款。公平也好,不公平也好,就东道国利益相关方对其合法性的看法而言,中国国有企业都处于弱势地位。

研究表明,这类企业应该力求达成所有权共享安排(例如:合资企业),以此帮助这类企业克服东道国设置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性障碍。

坚持东道国的公司治理实务与信息披露规定,提高相关透明度,可破除东道国的“恐中症”。采取业务之外的措施,如与社会领袖和政治领导人建立人脉联系、参与企业社会责任行动等,也能帮助中国投资者增强在东道国合法性的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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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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