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费解的中国对印尼投资信息

2017年1月,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主席托马斯•伦邦(Thomas Lembong)宣布,2016年间,印尼共收到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额27亿美元。如果加上来自香港的外国直接投资,该数额将达到前所未有的49亿美元。

但几个星期后,印尼央行(Bank Indonesia,BI)公布了一项财务报告,其中包括BI估算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据BI数据显示,2016年间,中国对印尼的投资额仅为1.63亿美元(如果包括来自香港的投资,该数字为14亿美元),约为BKPM估算额的四分之一。与BKPM宣布的数据不同,BI的数据公布并未大肆吹嘘。对于与BKPM公布数据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BI也没有作出任何解释。

两项数据之间的巨大差异,令公众对于中资企业在印尼所饰演的角色和日益增长的经营活动更添困惑。

数据之间产生差异的其中一个原因是BI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数据是依据印尼金融系统中记录的外资交易量估算得出,该数据反映了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实际资本流入。相反,BKPM的数据可能涵盖了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承诺的总体投资价值,而不仅仅是初期投资额。例如,BKPM公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中包含了某中资镍冶炼厂和电厂项目,而类似项目整体投资通常在建设期间内分批到位。

另外一个原因是某些中资企业借道新加坡对印尼投资。新加坡这个城邦国家的法律制度提供更为安全的资金通道,该国的金融体系提供按需即刻获得融资的便利。大多数大型中资国有银行均在新加坡设立海外分部,向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2015年,中国对新加坡的对外直接投资高达628亿美元,占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全部对外投资存量的51%。这个数额几乎等于新加坡2015年对其他东盟国家的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647亿美元)。由于当年新加坡对其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约有51%投向印尼,所以中国企业通过其设立的新加坡分部进行的对外投资,应该也绝大部分投向了印尼。

中国商务部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数据,令公众对于统计口径更为困惑不解。数据显示,2004至2015年间,商务部共向628家中资企业发出许可,允许其在印尼设立子公司,其中包括131家代表处。但BKPM数据表明,在此期间,中资企业共在印尼发起了 2,500多个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另有港资企业发起其他1,100个项目。这些数据看来并不相符。

商务部的数据可能有遗漏,因为中方企业境外投资使用外汇可能规避官方渠道。这种趋势也直接导致中国政府在2014年发布新规放松外汇管制,规定只有在涉及“敏感”国家或“敏感”行业的境外投资时,才要求向相关机构申请核准。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间,投向印尼的已核准境外投资流出额为15亿美元,而印尼央行BI数据显示,同年期间,来自中国的对外直接资本流入额仅为3.79亿美元,BKPM的数据则显示为6.28 亿美元。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累计对印尼的对外直接投资为81亿美元,而根据BI数据,2004-2015年间,印尼从中国收到的投资仅为49亿美元,而BKPM的数据显示为24亿美元。

这些数据之间存在令人费解的巨大差异,其原因可归结为三点:首先,中资企业的部分对外直接投资借道香港和新加坡,未录入商务部系统;其次,向商务部申请许可的中央企业对印尼的境外投资资金分批到位;第三,商务部的存量估算数据包括中资企业在印尼的盈余再投资。

中方的统计数据有助于理解另一个在印尼通常误解的问题。中资企业在印尼得以快速发展,是由于多数中资企业在中国政府机构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而发起的基础设施项目担任承包方和分包方,负责项目的施工和管理。

考虑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中资企业众多,其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职责也经常混淆不清。在印尼进行投资的中方企业中,有49家不得不在当地设立子公司,方便对当地分包商和工人进行薪酬支付。这些企业对印尼建筑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相对较小,但这些项目的价值不容小觑。

《中国统计年鉴-2016》数据表明,2015年间,中资企业在印尼已峻工项目的整体价值为48亿美元,该数据远远高于当年中国对印尼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这项金额不是对外直接投资额,相反,它是与印尼中央和地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以及私营企业缔结之项目的合同金额。中资企业凭借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并向中方国有银行申请优惠贷款,利率低且还款期长,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以此赢得项目投标。

向中资企业授予该等项目合同产生了以下后果:首先,2010-2016年间,印尼对中国的外债增加了6倍(虽然初始基数较低),而印尼对其他国家的债务仅增加了1.3倍;其次,中资承包商和分包商通常从本国,而不是从印尼,采购原料和设备;第三,在印尼合法居留和工作的31,030名中国人中,约有一半从事建筑行业。以后,这些将导致一系列其他问题。

目前为止,对于中资企业在印尼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官方机构提供的信息和资讯应该保持透明且前后一致,防止对此类企业的性质、规模和意图散播更多的误导信息。

关于作者:孔涛,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Pierre van der Eng,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商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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